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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以董事会主义模式的构建西方学界将对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具体落实办法归类为“公司治理”[25] ,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公司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在实际运作中,是一个公司决策和目标定位的问题。而决策问题相当程度上就是公司权力的分配。很显然,在一个股东会掌握公司经营大权的公司里,当股东利润目标和其他主体利益目标发生冲突时,善良地期待着股东能自觉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迁就他人利益,恐怕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尽管有着法律的强制,相信掌握决策权力的股东们仍然有足够的智慧去寻找合理的理由来予以规避。因此将如何权衡股东和其他利益主体利益这一权力转移到董事会手上,才有可能避免“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的不公平现象。其实,对确立董事会的核心法律地位问题,早有学者持此主张。当然,如果仅仅确立董事会的核心地位,而董事会仍然只是股东构成,那么董事会也不过是股东会的浓缩和衍生而已,并不能改变在权衡股东利益和其他主体利益中股东既充当法官又充当当事人的局面。因此,董事会的构成便成了能否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关键。为此,学者们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有人主张采取非股东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也就是公司治理的利害团体参与模式,建议:1、鉴于我国公司法第52条和第124条规定了职工监事模式,即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但由于我国公司制度中监事会与董事会地位平等,且监事职权仅限于消极监督,与欧洲国家公司法中地位高于董事会的监事会机关大有不同,所以我国应取消职工监事制度,改采统一职工董事制度,并且职工参与程度,不应以公司所有制形式为标准,而以公司规模,尤其是雇工人数为准,2、引进消费者董事、环保董事制度。[26]但这一建议立即有人反对,理由是:首先,职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制度为德国1952年制定的《共同决定法》首先规定,1976年德国修改《股份公司法》时,规定监事会的职工成员按照《共同决定法》规定的程序由职工选举产生,但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这是因为职工代表可能只顾职工利益,而不顾公司的整体利益。其次,若允许非股东的社会利益代表参与公司管理,实践中尚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非股东利益代表,不仅有时与股东利益相冲突,有时其各个群体之间利益也有冲突,如提高职工工资,必将使产品成本升高而不利于消费者。各种冲突利益在董事会上如何能高效的平衡和妥协,会不会影响会议决策的迅速,以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又是一问题。最后,公司的股东将其股本投资于公司,始有股权,取得对公司大政方针的决策权。非股东利益代表为何能享此决策权,是不是有侵犯股东股权之嫌?若在对所有权绝对化限制趋势下,因公司追求营利最大化而造成诸多问题,使股东股权相对化,那么限制此股权的执行者也应是公权力代表而非各个相关的利益代表。    

     (二)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立法规制——以条文的设计为视角阶级性和社会性是法的两大特性,因此承担社会责任是任何一部所无法也不可能回避的使命,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就是肩负着社会责任诞生的。公司法也不例外。所以事实上,尽管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虽然这一概念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在立法得到确立,但其内容多少已在立法实践中有所体现。如《公司法》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第15条第1款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同时,在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税收等方面的立法中都规定了企业应当履行相应义务。这些无疑就是公司社会责任内容实质性的条文化。但是,这些条文与我们的期待还有相当距离。体现为:第一,作为一种原则性规定,第14条如其说是体现公司社会责任,不如说是带有我国特有政治色彩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立法套话;第二,上述规定可以看作是仅仅具有宣示性意义,缺少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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